《国际循环》：在2006年欧洲高血压指南推出过程中，已经将隐匿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亚临床靶器官损害的筛查包括在内了，包括ABI和PWV，当其主席来中国时我就问过他，别的国家都没写这个，为什么你们写了呢？他回答说是因为欧洲的临床实践是比较统一的，而且是比较先进的。我想在中国早期筛查这种危险因素可能还需要有中国特色，我发现欧洲的指南只是将IGT放在早期病变的信号里面，并没有将其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那我们在中国的临床实践中应该如何认识IGT的筛查及其对高血压患者的影响？

    刘力生教授：我对欧洲指南、美国指南也进行过一些分析，因为每年欧洲指南和美国指南常常都会举行辩论，都认为自己的指南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别的先不说，譬如说什么叫做prehypertension，什么叫做正常高值，我们就此辩论了两年，这个就不提了。我觉得欧洲的确在临床上做的比较好，各个国家差不多都到了那个水平，而且欧洲高血压协会团结了那么多个国家，大家一起做事，据我理解也有一定的分工，虽然我没有直接就此咨询过他们，但在肾病、内分泌、流行病、高血压甚至基础研究方面都可以合作，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区众多，我们完全可以学习他们这个优势，就是充分发挥我们临床医生的积极性。我今天早上已经提过，我们的临床医生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介入到中间型终点或者叫亚临床靶器官损伤的检查和筛查。但因为过去没有组织起来，没有统一起来，往往就是横断面的调查，这个调查做几千例，那个调查做几千例，然后报告就结束了。但这些资料如果能汇集起来或随访下去，我认为就会很有价值，就应该进入到我们的指南中，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指南中都有它的地位。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么多的临床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着2亿多的高血压患者，总是会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据我所知，譬如就中间终点而言，孙宁玲教授就进行过这方面的筛查，虽然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我很希望能够借助于类似EARLY这样的项目将我们组织起来，不只是开今天这个会议，还能在会后帮助我们沟通，因为大家平时各自都很忙，可能顾不上这些事情，但这又是很重要的领域。这样来说，我们可以向欧洲学习的恰好是他们临床丰富的经验，比如HBP（home blood pressure）提出来不久，西班牙的中心就能汇集上万个这样的检查结果，这样他们就能从中推导出其正常值应该是多少。我们往往就缺乏这个，于是就跟着他们走。我们应该要绝地逢生，虽然我们国家很大，但过去在科技上总是比较落后，现在应该也已经赶上来了，至少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其实有志者事竟成，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有自信。我很看中这次指南的推出，我认为一定要充分反应中国自己的数据（data），这样别的国家才会重视我们中国的指南，否则我们中国的指南讲了很多，但别人很少引用（cite）这个指南。现在日本有指南，加拿大也有指南，欧洲和美国都有，我们中国的指南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当然在这个之前，也有一些医生说我们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什么叫特色呢？一个是符合中国的国情，譬如我们有的地方比较贫困，那就不能和欧洲攀比，但我们也有的地方什么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做，我甚至想到，譬如那些每年的健康体检就有好几万，或许还不止，我只知道一个cite，就是广州的干部疗养院每年有4万的干部在那里查体，什么指标都有，这些均检查后，不管是否进行干预（intervention），只要进行随访（follow-up），明年再检查后总结一下就很好，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科研。我想类似的工作国内可能不少。所以中国国情既有很高层次的也有比较贫穷的地方。当然多民族也是我们的特色，譬如今年我们投稿到WCC，他们就很重视这个多民族的问题，就希望中国有海报（poster）或讲者（speaker）。这方面新疆、西藏和西南地区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也希望我们今年补充一些内容，一个是急诊高血压，我们过去没有注意，急诊高血压不仅仅是指高血压本身的急诊，而且在一般急诊情况下，因为应激（stress）等患者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对此如何处理。另外还有围手术期高血压和妊娠高血压，这也是我们过去的缺项。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补充起来，比较完整，能够切实实现转化的过程，是我们提出来的指南不是束之高阁，而是基层医生能够使用，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这次会议对我有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张维忠教授的报告，就是现在人家已经不是要将终点（endpoint）一定锁定（locked）在心肌梗死、脑卒中上，中间指标也可以作为终点，这也非常重要，我们要以预防为主，因此终点也应该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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